（一）中国企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
时间进入了21世纪，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全球化和信息化，一个是从空间上影响我们：全球化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压缩在一起，形成“地球村”。
国与国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被压缩到了一起，相互影响，相互索求，相互满足，相互联系，不能分开。一个是从时间上影响我们：在这个“十倍速变化”的时代里，已经不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是如何更有效地掌握知识，更迅捷地配置资源。
21世纪的中国经济正在转型。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推进中，从“易轨”到“转轨”进而到“接轨”与“并轨”。这一了不起的转型工程使中国经济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短缺走到了相对过剩；要素市场由几乎没有转向相对成熟，由公有制一统天下发展到民营经济占据半壁江山。
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面临两种规律的作用。一种规律是国际惯例，也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遵循的一种市场规范，这是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结果；一种规律是中国特色，是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并轨的中国特色的规律。如果企业只认识其中的—种规律，不了解另外一种规律，要么是企业成长不大．要么就屡屡犯错误。
可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绝大多数的企业家对当前的这个特殊时代仍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仍然不能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变化所具有的那种可怕的、彻底改造的世界力量。他们或许听说过全球化、信息化，或许也知道转轨经济、过剩经济，但对这些概念却往往只是做出孤立的理解，很难有一个系统的把握。表现在其行为上，就是要么糊里糊涂地模仿一些新经济的皮毛，照抄一些新经济的概念，昏头昏脑地东冲西撞，产生一些怪诞和荒谬的行为；要么以不变应万变，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相信过去赖以成功的那套土办法，因循熟悉的轨迹一头走到黑，结果撞得头破血流。
这或许正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改变世界的速度总是快过改变自己，因为我们总是把过去的习惯应用于现在。”但若我们不谋求自身的革命，那么中国一大批企业将不能真正地跨进21世纪，因为新世纪的门槛是全球化的门槛；中华民族将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新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经济。此时，笔者想起了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的盛世危言：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现有的大企业还能剩下几家？
新世纪、新经济，中国的企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这样的管理无疑是立足中国国情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应该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符合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客观实际，彰显“本土性”；但他又应该是面向世界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应该站在新经济的高度，体现时代发展的潮流，体现全球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趋势，凸现“先进性”。
这样的管理思想首先应该是“新的”，也就是说他代表了这个时代，体现了这个巨变时代里整个世界所共有的一些特征，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一些价值观，而这样的特征和价值观将鲜明地区别于过去的时代；这样的管理思想应该是“可用”的，他决不是一些花里胡哨的名词、概念，他必须证明已经被很多企业所采用，已经在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更重要的是，他或许源于西方，但必须可以移植，不仅仅是西方的企业可以用，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应用，而且可以用得一样的好，决不会“水土不服”；这样的管理思想应该是“和谐的”，也就说，他的种子可能来自于世界，但在融之以中国文化，植之入中国企业，长之于中国环境后，他应该能体现出一种复合之美，一种和谐之美，并最终开出成功的中国企业之花。
（二）知识工作者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管理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伴随着对他们的充分理解和认识，我们就将充分理解这个时代，理解这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新管理”。
知识工作者是掌握知识的人。同体力劳动者不同，知识工作者通晓生产方法本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源泉一直是对自然资源——土地、黄金和石油——的控制。突然之间，这源泉变成了知识。知识成为一种资源，它改变了社会结构，创造出新的社会力量，创造出新的经济力量，创造出新的政治。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的转移》一书中写道：“知识的变化是引起大规模力量转移的原因或部分原因。当代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崛起，这种体系不再是以肌肉为基础，而是以头脑为基础。”
知识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力量，是知识工作者使知识具备了这种力量。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这里讲的“知识”，其实并不是、或不应是我们日常用语中那个“知识”，即可以写在课本里的那种知识。那种知识只是真正的、活的知识的残骸，是物化的知识，是知识的外壳形式。真正的知识，是指主体的一种能力，一种能动本质，一种创新过程。这种知识，是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生产方式。知识的本质是创新，是主体对未来的塑造。知识经济的本意就是人的本性超越资本物性的经济，就是张扬人的本质，让人的本质力量重新回复到自身。从此，人能决定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单方面地决定。
人类历史，正是一个从以主体为中心，到以客体为中心，再到以更高的主体为中心的发展过程。农业时代，人是主体，没有分工和分化，他的存在和本质是一致的。但自给自足使他缺乏效率。到了工业时代，劳动者个人不再能起到主体的作用，因为时代把本质赋予了物质对象世界，赋予了物质生产资料所有者，个人只能在分工的格局中充当一个没有生命的零件。物质生产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人被物所整合，被物所异化。信息时代，给了人重新做人的机会。物质资本不再能支配知识的拥有者，劳动者因为拥有知识而重新成为整合世界的主体。所以，我们说，农业文明靠体力，工业文明靠财力，知识文明靠智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工作者具有了新的价值观。农业文明以土地为重要资源，人们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价值观，以活下去为目的；工业文明以资本为重要资源，以物欲满足及超越别人为价值观，是希望活得比别人好；而知识文明以知识为重要资源，以自我满足及自我实现为价值观。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漠视等级观念，没有论资排辈思想，不在乎职位的升迁，不在乎财富的多寡，他们只希望自己活得开心，活得充实，活出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就是新的管理背景。这样的管理背景决定了我们的企业需要新的管理内涵，需要新的管理外延，需要管理的实质性转变。我们需要定义新经济下的新企业。
这样的企业无疑首先是基于人的企业。“企”字是由“人”和“止”组成的，人的问题是企业家永远绕不过去的问题。但只有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我们的企业才这样史无前例地把这些掌握知识的人——知识工作者作为最重要的管理对象，而人也才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人力资源”。企业的一切活动从此围绕着人来展开。
知识令资源更具流动性。知识工作者把知识装在脑袋里，可以带着到处走，合则来，不合则去。我们的企业过去信奉“人们需要我们胜过我们需要他们”，今天他必须在人才市场上象推销产品和服务那样推销自己——甚至还要更加努力。他们必须吸引人才并且为人才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
这样的企业无疑将是一个战略型的企业。要吸引人才，要凝聚人才，关键是靠企业的价值观。由于知识工作者的价值观是为自己活着，只有当他们认为在一个企业（组织）能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帮助，能做出比自己单独去做更大的成就时才会为企业工作，所以企业就必须要有一个动人的“愿景”，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个独特的价值观和企业哲学，以吸引这些人，使他们相信个人的价值观和企业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也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
战略就是目标。正是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传统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将可以这样被划分：前者是如何正确地做事，后者则为如何做正确的事。在传统经济工作中，管理者不得不教会工人怎样操作才能提高效率；但在知识经济中，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工作者（其专业水准早已超出管理者的水平，从而谈不到辅导和培训）面临的真正考验却是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成为战略型企业的关键就是规定正确的工作内容，确定正确的工作目标，而不是告诉知识工作者怎样完成其工作。在这样的企业中，人们将聪明地工作；在这样的目标中，大家会努力学习、追求卓越。因为这是一个他们衷心渴望、想要实现的目标，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他们将主动地工作。
这样的企业无疑将是一个学习型的企业。由于仅仅把知识理解为书本知识，人们也往往如此狭义地理解学习，认为学习型的企业就是一个鼓励员工自己抱着书本学习的企业。其实，正是因为认识到处于一个组织（企业）中，将使我们取长补短，发挥更大的力量，所以大家才在企业中学习，才和同事相互学习，建立一个“学习型企业”也才显得如此必要。“相互交换一个苹果，你仍然只有一个苹果；相互交换一个思想，你将拥有两个思想”，知识的这种特征则使相互沟通、团体学习成为可能，人们不再死抱着自己的知识秘而不宣。学习型企业的更重要含义，正如《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指出，“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这一意义的核心。透过学习，我们重新创造自我。透过学习，我们能够做到从未能做到的事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及我们跟它的关系，以及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事实上你我心底都深深地渴望这种真正的学习。让大家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正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
这样的企业无疑将是一个扁平化的企业。企业由知识工作者组成，企业成为以信息（知识）为基础的组织，这意味着管理层次与经理人数的大幅度削减。产生这种变化是因为过去的企业结构中，相当多的管理层次既没有做出决策也未能引导决策，他们的主要管理职能就是充当“接力运动员”——在组织中充当人力放大器，从上到下传递模糊、分散和不断衰减的信号。企业的扁平化，是信息传输的要求，是信息本身的特征，这是必要性；而知识工作者价值观的转变，他们漠视职位观念，更愿意成为一个一流的专业人员而不想被提拔为一个二流的管理人员则是它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扁平化的重要思想是信息掌握在最需要这些信息的人手中，掌握在最底层的人手中，而不是最有权势的人手里。企业最外层的人，那些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人掌握着足够的信息，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其工作方式。事实上，他们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企业也允许和需要他们这些人自己做决定。
这样的企业无疑将是一个体验式的企业。这意味着“顾客观”的变化。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生产者与消费者同一，崇尚经验（如眼见为实）；工业经济是异化经济，生产者与消费者对立，崇尚理性（如经济人理性），追求的是怎么去研究顾客的需求，分析顾客的需求，并最终满足顾客的需求；而知识经济是复归经济，是站在顾客的角度，生产者与消费者统一，相信顾客和我一样也是“知识工作者”。我们都崇尚自由，追求自我，在消费中寻找的是一种个人的满足，是一种个性化的体验。于是，我需要做的是创造这样一种满足，创造一种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于是，知识经济也就意味着“体验经济”。
可惜，这样的企业在当今的社会里并不多见。我们的企业依然还是等级森严。知识工作者们却早已我心狂野，他们不再追求职位的晋升，不屑于在企业里论资排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公司，自己创业。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与企业开展合作：他们是外包合同工、专家、顾问、临时工、合资合伙人，他们与企业发生各种紧密联系，但他们又不是企业的雇员。
（三）分工基础上的整合——新管理的实质
正大集团的谢国民董事长曾经要笔者一定要记录如下这段话，“很多人说，财富将来会垄断在几个大财团上面，但我认为，不是。这个世界将来是给有本领的小老板去发挥。这些大财团象人一样，有自己的寿命，总之会死，不会永久存在，反而是小老板的天下。中国的未来是小老板的天下，因为互连网络将使得他们在网上找到自己不见面的合作伙伴（供应商，销售商等），有很多小老板跟他配套，有人替他送货，有人生产他要的东西,很多小老板变成一个大企业，变成一个很完美的跨国公司，去跟大企业拼。这一点可从中国的发展历史可看出，最早是农民，后来农民变工人，然后工人变白领，最后都会成小老板。”
这些小老板们，这些知识工作者们，给企业管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资源的概念不再是你拥有多少资源，而是你能调度多少资源；需要管理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员工，更多的是你的合作者、外包商、供应商、顾客；管理的功能不再是控制，而在于协调；管理的手段不再是命令和强制，而是协商和合作。合作关系的拓展带来管理外延的扩展，资源概念的变化使新管理引入了整合的概念。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第一个提出了分工的概念，他发现工业文明的秘密在于分工，分工是财富的根本来源；而信息革命的先行者则发现，信息文明的秘密在于“整合”，整合是财富的基本来源。“整合”的基本含义就是把分离的各个局部整合为有机统一体，构造出一个内在和谐的系统。这个整合过程，就是财富的创造过程。
整合是新经济与旧经济分化的原点,也是新管理的实质所在。这是一个整合的时代。行业在整合，我们看到啤酒业在整合，家电业在整合，笔者曾经身处的饲料行业也在呼唤整合；区域在整合，区域内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需要整合，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需要整合，海外资本和中国的民族资本也需要整合；企业更需要整合，企业家要有整合的眼光，投资需要整合各种资源，营销需要整合各种概念，新管理就是整合管理。
整合管理是系统的管理思想，意味着我们的管理决不能仅仅执着于某一个方面。可我们的IT精英们往往喜欢这样做，他们发明了太多的名词，创造了太多的概念，在对技术的追逐中逐渐迷失了管理的思想。比如，伴随着对企业扁平化的理解必然带来BPR（业务流程重组）、ERP（企业资源计划）和SCM（供应链管理），体验式的企业也自然需要CRM（客户关系管理）、Call-center(呼叫中心)和“大规模定制”（既适应个性化需求，又能大批量生产）等等技术来帮助实现。可我们的企业常常为了ERP而ERP（或为了BPR而BPR等等），为了兜售自己的某项技术而过度夸大其作用，贬低其他技术的作用，甚至把ERP等同于信息化，或把信息化等同于新管理。在这样的夸张中，手段代替了目的，技术淹没了思想，新管理走入了歧途。
中国的企业更需要管理思想的系统整合。转轨的中国就像一条巨龙，龙头已伸出了时空隧道，同西方的信息时代相接轨，而龙身还在隧道里面，在工业化过程当中，而龙尾却深深地扎根在黄土地里面，还陷在农业文明时代。三种文明同时交织、碰撞，三种文明下的价值观在中国的企业中同时存在，使中国企业的管理远比西方企业要复杂得多。比如，企业的雇员中有的只是为了混碗饭吃（农业文明的遗迹），有的希望能不断升迁（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而有的则希望能在这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知识工作者的特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雇员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此时，“和谐”的思想就非常重要。中国文化是最讲究和谐的，“天人合一”、“刚柔相济”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中国企业的新管理必须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这样一种和谐之美。这意味着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市场化操作，又要善于利用政府资源；在管理中既要有控制，也要有协调；既要有指挥，又要有合作；既要打破层级，但也要保留一定的经理职位。在企业运做中，需要一只眼睛看市场，一只眼睛看政府，还需要一只眼睛看员工；在人事管理中，要给希望活下去的普通员工以饭碗，给希望挣钱的经理以有吸引力的职位和薪水但辅之以严格的制度控制，给希望做事情的知识工作者以做事业的平台并辅之以感情凝聚。
要做到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企业家的天性就是敢于直面困难，迎接挑战，并在这样的挑战中获得无穷的乐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国做企业是全世界最困难的事业，最有挑战性的事业，但也是最幸福的事业，最有成就感的事业。笔者相信，这样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最终一定会属于饱受中国文化熏陶，又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中国本土企业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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